1937年7月7日，卢沟桥的枪声划破北平夜空，这不仅是全面抗战的起点，更是中日两国舆论博弈的关键战场。
从事变爆发的第一时间起，双方就在国内外舆论场展开激烈交锋，通过新闻报道、外交声明、文学创作等手段争夺历史解释权。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，深刻影响着历史叙事的走向，至今仍在持续。
一、日方谎言链：从“失踪士兵”到“中国军队挑衅”
1937年7月8日，《朝日新闻》头版以《华北演习部队遭中国军队攻击》为题，宣称 “一名士兵在演习中失踪，中国军队拒绝日方搜查，双方爆发冲突”。这篇报道将日本侵略者包装成 “受害者”，刻意模糊日军非法演习、擅自进入中国领土的事实。实际上，所谓“失踪士兵”志村菊次郎因生理原因离队，20 分钟后便归队，但日军仍以此为借口挑起事端。
日本各大媒体连篇累牍地报道所谓事变情况，指责中国军队“非法射击”“挑衅”，污蔑七七事变是中方有计划的“武装抗日”，将日军挑起事端的责任完全嫁祸给中国军队，企图篡改事实、颠倒是非。
日本国内反华势力更是宣称“七七事变是一次因为擦枪走火引发的突发意外事件”，更有甚者提出所谓中国共产党阴谋说、国民党责任说、共产国际和苏联责任说等，这种舆论操控导致日本国内反战声音被压制，军国主义情绪迅速蔓延。
更值得注意的是，日本在国际舆论场上也展开了精心策划的宣传战。外务省通过驻欧美使馆，向西方媒体散发虚假情报，试图将七七事变描绘成 “地方性偶发冲突”，避免国际社会干涉。日本驻英国大使吉田茂甚至公开宣称：“卢沟桥事件是中国军队蓄意挑起的，日本是在自卫。”
二、中国的舆论反击：从《庐山声明》到文学抗战
面对日本的舆论攻势，中国迅速展开反击。1937年7月17日，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，提出 “如果战端一开，就是地无分南北，年无分老幼，无论何人，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”。这份声明通过中央通讯社向国内外广播，不仅展现了中国政府抗战的决心，更在国际上揭露了日本的侵略本质。声明起草过程中，蒋介石召集胡适、傅斯年等学者参与讨论，力求用符合国际话语体系的表述争取西方同情。
文化界人士也纷纷加入舆论战场。茅盾、巴金等作家创作了大量反映抗战的文学作品，通过民间渠道传播，打破了日本对信息的封锁。
在国际宣传方面，中国政府组建国际宣传处，邀请斯诺、史沫特莱等西方记者实地采访。1937年8月，斯诺发表《中日战争爆发》一文，以亲历者视角揭露日军暴行，引发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关注。宋庆龄主持的保卫中国同盟，通过英文刊物《新闻通讯》向海外介绍中国抗战进展，争取国际援助。
三、战后历史修正主义：一场持续至今的舆论战
二战结束后，日本右翼势力试图篡改七七事变的历史真相。
1955年出版的《新编日本史》，将卢沟桥事变描述为 “因中国军队的不法射击而发生”，完全抹杀日本的侵略责任。
1982年，日本再次修改他们的教科书，将“侵略”这一词汇悄然替换为“进入”。
2001 年版日本中学历史教科书，更是将事变原因归结为 “中国军队不断向日军开炮”。这种历史修正主义的背后，是日本部分势力试图摆脱战争责任、美化军国主义的政治企图。
在教育领域，中日教科书对七七事变的表述形成鲜明对比。中国教科书以时间线、地图、档案图片等形式，清晰展现日本侵略的全过程；而日本教科书则多采用模糊表述，淡化侵略色彩。
就是这样假话说得多了，很多日本民众也就相信了，他们从不认为自己祖辈的行为是侵略战争。
七七事变背后的舆论战，本质上是一场争夺历史解释权的战争。日本通过舆论操控将侵略行为合法化，中国则以事实为武器捍卫历史真相。这场较量提醒我们，历史不仅是对过去的记录，更是一场关乎国家认同、民族记忆的持续博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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